編者按：1981年，龍安志(Laurence Brahm)以大學交換生的身份第一次從美國來到中國，此后近40年的時間里他一直在中國生活和工作，他是律師、作家，同時也是喜馬拉雅共識機構創始人和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高級國際研究員。他講述了他自己的故事，以及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發展歷程。
自2018年5月24日起，中國日報網每周四刊發一篇連載文章，講述龍安志眼中過去40年中國發生的巨變，敬請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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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右)、作者母親（右二）和美國前總統老布什夫婦合影（龍安志供圖） |
1992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被引入。這實在是一種極具創新性的做法，可以在不改變社會主義準則的前提下引入市場經濟。通過加上“中國特色”這個前綴，中國民眾的創新創業精神得到充分釋放。創新性的商業項目在中國遍地開花，幾乎所有人都想一夜暴富。于是，被點燃的商業熱情變得有些失控，很快，一切都有點失控了。
因為中國曾經歷匱乏經濟，大多數投資者和生意人都認為市場存在無限的潛在需求。然而，盡管中國的沿海城市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大部分內陸地區依舊窮困。消費者購買力很有限。
由此，上世紀90年代初缺乏長期市場分析的過度投資引發大量“三角債務”，威脅到中國的改革進程。背負著高達3000億元的企業間貸款，中國的銀行體系瀕臨崩潰。到1996年，朱镕基副總理面臨清除三角債務和國有企業破產倒閉的危機，這些都可能會破壞他努力推進的重大改革。于是，中國政府定下每年清除1000億元企業間債務的目標，3年內清除3000億元債務。
可是，在清除舊債務的同時，又出現了新債務。原因何在？因為企業并沒有用拿到的錢還債、破解債務亂局，而是把錢留下來、進行新一輪的“流轉”。于是，乘法效應顯現，又出現了一連串新債務。
1996年，朱镕基副總理召開緊急會議，力圖改變監管機構、銀行和房地產開發商之間的現狀關系。他用拳頭敲打桌子向與會眾人宣布：“我們不會再把它稱作‘三角債務’了。不管是誰花掉的錢、是誰投的資，都必須還錢。否則就破產。”
到1998年，朱镕基升出任國務院總理，他面臨幾個選擇。第一個是動用當時政府保有的145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來清除國有企業債務，第二個是把債務轉變為股權。經過一番橫向的國際性研究對比，他作出了選擇，即在每一間破產銀行旗下成立“資產管理公司”。
朱镕基總理面臨一系列實際問題。1998年，中國缺乏可用來清除這些債務的財政資源。單純借鑒瑞典的債轉股模式或者美國的決議信托制度，都無法從根本上解決中國面臨的債務困局。
朱镕基總理的解決方案，相當于瑞典和美國模式的“混合”，將銀行的不良資產剝離開來，但并沒有清除。中國資產管理公司將債務從一個實體轉移到另一個實體，然后巧妙地將其推入西方投資銀行家的手中，后者將債務重新包裝后掛到國際資本市場。中國的資產管理公司是將計劃管理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又一個很好的示例。
中國的銀行體系經歷了重塑，不是通過操縱匯率，而是以加強宏觀調控的方式，禁止銀行向房地產或者產品供過于求的制造業發放過多貸款。同時，全面收緊信貸，以減少流通中的貨幣；上調銀行存款準備金率，以控制貨幣供應增長；實施積極的出口促進政策以增加國家外匯儲備，進而穩定人民幣匯率。
(編譯:諶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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