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981年，龍安志(Laurence Brahm)以大學交換生的身份第一次從美國來到中國，此后近40年的時間里他一直在中國生活和工作，他是律師、作家，同時也是喜馬拉雅共識機構創(chuàng)始人和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高級國際研究員。他講述了他自己的故事，以及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發(fā)展歷程。
自2018年5月24日起，中國日報網每周四刊發(fā)一篇連載文章，講述龍安志眼中過去40年中國發(fā)生的巨變，敬請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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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作者（左）在天津街頭。（圖片來源：中國日報網） |
1981年在天津，南開大學校門對面出現(xiàn)了一個小小的自由市場。在這之前，人們每天只能在國營商店門前排起長隊，手持糧票和現(xiàn)金，從一臉不耐煩的售貨員手里接過限量供應的大米和其他食品。店里的商品不論是數(shù)量還是種類，都寥寥無幾，并且如果沒有糧票，有錢也什么都買不到。
而在街對面的自由市場上，農戶叫賣著各種各樣的水果蔬菜。只需站在大街上，人們便能清楚地感知到馬路兩邊的巨大差異。
我發(fā)現(xiàn)在天津街頭的所見所聞比在課堂上的所感所學更重要。就像數(shù)年以后，我發(fā)現(xiàn)街頭經濟比書面理論更重要。晚上，我會在街頭表演一些兒時習得的小魔術，我遇見了形形色色的人，也能借機練習一下我的普通話。人們聚集在我的四周，讓我一遍又一遍地表演魔術。明明是同樣的把戲，但他們似乎總也看不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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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街頭圍觀作者表演魔術的人群。（圖片來源：中國日報網） |
1979年，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進行了一場小小的“實驗”——18戶農民決定分田單干，收成除向國家交納農業(yè)稅、向集體交納公共提留外，完全歸承包者所有。雖然聽上去很簡單，但在當時的社會經濟背景之下，這是一項非常大膽的改革舉措。
這場小小的“實驗”，允許一小群農民種植屬于自己的大米和蔬菜，得到了時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萬里的支持和推廣，成為拉開中國深刻變革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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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天津附近的人民公社。（圖片來源：中國日報網） |
天津訪學結束十年后，我再次到訪中國，在人民大會堂受到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里的親切接見。當時，他向我們提出了一個問題：如何將負債累累的中國國有企業(yè)改造為能夠與美國企業(yè)爭奪國際市場的全球性企業(yè)集團？
15年后，這個在當時看來似乎是老一輩革命家的遙遠夢想，變成了撼動全球經濟秩序的現(xiàn)實。
萬里在安徽省大力推行小崗村“包干到戶”的做法，催生了一個新詞——“自由市場”。這到底指的是什么呢？幾個大膽的農民蹲在路邊，他們在自己面前攤開一塊粗布、擺上自家種植的蔬菜和花生，然后叫賣。重要的是，賣菜所得的錢都進了他們自己的口袋。
這便是自由市場的雛形。不過，仍然沒有人敢說“市場經濟”這個詞。自由市場處于中國經濟的邊緣，它只發(fā)生在街邊巷尾。
那時候在中國，所有東西都是一用再用，直到完全不能用了才會被扔掉。比如鋼筆沒墨水了，我在南開大學的中國同學們會在墨囊里灌點水，再繼續(xù)寫。
我還記得，有一天我和同學在國營商店的櫥窗里發(fā)現(xiàn)了“新鮮玩意兒”——一只瘦小的烤雞。我們完全沒有意識到，這只瘦得皮包骨的烤雞竟然表明中國的經濟改革正在發(fā)生作用。
我們買下了這只烤雞，高高興興地把它吃掉了。
（翻譯：諶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