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關系合作大局不變，要有戰略遠見和耐心

【光明理論·習近平出訪專家談十六】

作者：南京大學－約翰斯 霍普金斯大學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副主任 石斌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中國加速崛起于亞太，美國高調“重返亞太”，這一歷史性的兩強“相遇”，表明中美關系已進入一個更加復雜的新階段。中美能否突破傳統思維與歷史“慣性”，建立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系，抑或正在陷入所謂大國競爭的“修昔底德陷阱”、甚至已達沖突“臨界點”？成為當前國際輿論的一個熱門話題。這反映了國際社會面對中國等一大批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崛起可能給全球政治經濟格局和國際秩序帶來的深刻變化所產生的多元認知和復雜心情，由于相關國家在國際處境、政治體制、經濟模式和發展需求等方面的差異，這其中既有好奇、興奮和期待，也不乏困惑、焦慮和“不適”。

然而此次習近平主席訪美全過程與會談成果表明，穩定、合作仍然中美關系的大局和基本面，中美雙方都保持了明顯的政策連續性。盡管此次中美首腦會晤的政治環境并不理想，但會談氣氛依然友好、融洽，政策宣示理性、克制，并未有外界臆測的“冷卻”、“倒退”或“逆轉”跡象。

首先，此次訪問延續了多年來中國領導人訪美的一個重要目標，是一次名副其實的增信釋疑之旅。

習近平主席9月22日在西雅圖的首次亮相演講，就已經全面、清楚地闡述了中國政府關于中美關系、全球事務以及中國國內政治經濟走向的基本立場。在接下來的各種場合中，習主席的講話雖然各有側重，但核心觀點可謂一以貫之。

例如，在西雅圖講話中，關于中國內政外交的九點意見，其中六點涉及內政。習主席明確表示，中國經濟雖然面臨下行壓力，但仍將保持平穩較快發展；中國將堅持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和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堅決維護網絡安全，保障境外非營利組織的合法權益，繼續推進反腐斗爭。關于中國外交的三點意見，則著重回答了“中國道路”、“中國角色”和“中國責任”這三個國際社會最關心的問題，明確指出中國將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努力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中國是現行國際體系與秩序的“參與者、建設者、貢獻者”，中國只是希望改良和完善現有秩序，而無意推倒重來或另起爐灶；中國的發展得益于國際社會，因此也要為全球發展作出貢獻。推動共建“一帶一路”、設立絲路基金、倡議成立亞投行，目的就是支持各國共同發展。關于中美關系，習近平主席指出，要堅持一個方向，即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實現不沖突不對抗；做好四件事情，即正確判斷彼此戰略意圖，積極推進合作共贏，妥善有效管控分歧，廣泛培植人民友誼。9月25日習近平主席在白宮南草坪歡迎儀式上的致辭，其中關于改善中美關系的幾點建議與西雅圖的講話內容幾乎完全一樣。

很顯然，上述觀點均事關中國的發展走向和政策取向，是對近幾年國內外輿論焦點的一個積極回應，其內容之全面、態度之坦誠，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贊譽。這同時也延續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處理對美關系的一個重要特點，即面對中美分歧，中方總是主動解釋、說明，積極釋放維持中美關系穩定大局的善意。就此而論，中國的對美政策具有相當明顯的穩定性和連續性。事實上，與中東等其他地區的國家相比， 中國國內形勢與對外行為顯然更具有穩定性，中國國力增長本身也遠未構成對美國全球地位的現實威脅。美國一些觀察家們對中國政策走向的悲觀估計，顯然是“智者多慮”了。

反觀美方的立場，同樣不難看出美國也有加強中美合作、維持雙邊關系穩定大局的意愿。美方多次重申堅持一個中國政策，認為一個穩定、繁榮、和平的中國將在國際事務中發揮建設性作用。奧巴馬肯定雙方“需要合作，也能保持合作”，而且“要以海納百川的精神”擴大合作，并表示他不認同守成大國和新興大國必將發生沖突的所謂“修昔底德陷阱”，認為兩國有能力管控好分歧。副總統拜登說，中美之間存在問題，但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中美之間有競爭，但這是健康的競爭。國務卿克里甚至使用了“求同存異”這一典型的中國式表述。這表明，兩國政府和領導人都愿意保持和加強戰略對話，就存在分歧的一些問題坦誠溝通，減少誤解，增進理解，積極探討以建設性方式妥善處理有關問題，防止中美合作大局受到干擾。

因此，盡管近幾年美國對華輿論氛圍有所變化，主要表現為對華戰略疑慮增加，中美沖突的潛在風險上升，但美國對華政策迄今并未出現實質性變化，即使大選之后政府更替，也料難發生質變。

其次，次此訪問是一次富有成效的務實合作之旅。

中美雙方在會談中就中美關系及世界和平與發展的眾多議題進行了深入、坦誠的交流，并達成廣泛、重要共識。討論議題涵蓋了經貿投資、網絡安全、南海、人權、人文交流以及落實伊核問題全面協議、推動朝鮮半島無核化、阿富汗重建、應對氣候變化、維和等幾乎所有相互關切的議題，可以說是“無話不談”。

實際上，長期以來，中美在諸如環境保護、氣候變化、公共衛生、文化交流、執法、反恐等議題上有著多層次的互動和聯系，很多內容已通過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達成了協議，只是有待逐步落實。此次雙方達成的共識和成果也非常豐富，涉及金融經濟、軍事警務、核能能源、商務、文化交流、亞太地區事務、國際與地區問題以及氣候變化、網絡犯罪等全球性挑戰等多個領域眾多領域的務實合作。最重要的是，雙方同意繼續努力構建基于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共同致力于維護一個強有力的中美關系，使之為全球及地區和平、穩定和繁榮作出貢獻。

第三，毋庸諱言，這次訪問也是一次討論分歧、互探底線、求同存異、面向未來之旅。

中美之間既有廣泛的合作利益，也有深刻的相互疑慮與政策分歧，指望一次首腦會晤解決所有問題顯然不現實。可以想像，在諸如南海爭端、網絡安全、中國軍力上升等新問題以及對臺軍售、民主、人權等傳統議題上，雙方的立場還相距甚遠。因此，如何妥善有效地管控分歧或預防危機，是中美雙方在一些重要分歧領域的當務之急。

歷史經驗顯示，世界日新，形勢比人強，而人們的思想、觀念卻經常落后于現實。任何不帶偏見的人都應該看到，中國其實一直都在改變自己，并因此影響世界，這種改變并非屈從于外來壓力，而是順應時代潮流，追求民族振興。正是這種不斷的主動適應和調試，才使得中國有了今天的地位。 美國也要審時度勢，自我調整，以適應世界的變化，而不是固守老大心態，居高臨下，以不變應萬變。

誠然，面對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變化，有關國家可能確實需要有一個心理適應期和政策調試期。無論守成大國還是新興大國，彼此都要有耐心，斷不可心浮氣躁、胡思亂想、盲目出擊。但無論如何，“修昔底德陷阱”、“大國政治悲劇”、“權勢轉移困境”等陳詞濫調與狹隘思維，不僅根本無助于解決當今世界面臨的新問題，還有可能誤導人們的思想與行為，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實際上，當今大國關系與國際秩序，與保羅肯尼迪等眾多歷史學家所描述的大國興衰，其歷史背景和社會條件完全無法同日而語。全球化背景下的經濟相互依賴，核時代及軍事技術突飛猛進時代的安全相互依存，環境、生態、疾病等全球性問題叢生世界中的“同呼吸”、共命運，國際制度、規范、規則等調節手段日益完善所帶來的合作便利，無不指向當代國際環境所發生的巨大變遷，大國之間到底應該選擇合作還是沖突，并不是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

因此，用習近平主席的話說，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進而推動確立新型國際關系，需要有“創新精神”，他還借用林肯的話說，“預測未來，最好的辦法就是去創造未來”。總之，為了兩國的共同利益和世界各國人民的福祉，中美雙方都需要有足夠的政治決心、政策遠見與戰略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