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11月8日電 綜合美媒報道，槍支暴力的陰影將伴隨兒童、青少年幸存者的一生，并增加其患精神疾病的概率。槍支事件過后，他們承受著隨之而來的身體、心理健康和經濟上的巨大損失，面臨漫長而痛苦的康復過程，包括其家庭成員在內也遭受著同樣的痛苦與煎熬。
幸存者身心受創
根據6日發表在《健康事務》（Health Affairs）上的最新研究，遭遇槍支暴力后的一年內，與同齡人相比，兒童和青少年幸存者所遭受的疼痛、精神疾病和藥物成癮明顯增加。
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和麻省總醫院（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的研究人員分析了“健康保險計劃”15年的索賠數據。他們調查了受傷前一年和受傷后一年內2052名槍傷幸存者（從嬰兒到19 歲）的索賠。然后，他們將這些數據與近1萬名未受槍傷的匹配對照組的健康保險索賠進行了比較。
與對照組相比，在槍傷后一年內，兒童和青少年幸存者的疼痛障礙增加了117%，包括創傷后應激障礙、焦慮、抑郁和精神病在內的精神障礙增加了68%，藥物成癮增加了144% 。
而在最嚴重的槍傷中幸存下來的兒童和青少年需要在重癥監護室接受治療，他們的處境相當艱難。在該群體中，疼痛障礙的診斷增加了293%，精神疾病的診斷增加了321%。
研究者稱，幸存者的每一天都是一場挑戰。
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追蹤美國的槍支死亡情況，但并沒有關于非致命槍傷的官方數據。在這項新研究中，估計美國每年有超過8.5萬人在槍傷中幸存，大約是槍傷死亡人數的兩倍，而有關兒童、青少年幸存者的比例尚不清楚。但可以肯定地說，槍傷對于兒童來說尤為“災難”，因為他們的身體很小，身體遭到破壞的情況更為嚴重。
基利·羅伯茨 (Keely Roberts) 和她的兒子庫珀 (Cooper) 是2022年7月4日伊利諾伊州高地公園槍擊事件的幸存者，她表示創傷的恢復就像“向前邁出兩步”，然后又“后退三步”。“我們的一切都被（槍暴）摧毀了。” 8歲的庫珀癱瘓了，再次回到校園的他總是感到焦慮和悲傷。
耶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Yale School of Public Health）院長梅根·蘭尼（Megan Ranney）表示：“（槍支暴力的）幸存者在我們的國家隨處可見，我們有一項尚未履行的義務，幫助家庭和社區康復，無論是身體上的還是情感上的。”
同時，蘭尼強調，兒童槍擊事件造成的心理傷害可能比研究表明的還要嚴重。圍繞精神疾病方面的消極態度可能使一些患者無法承認自己患有抑郁癥，不愿在病歷中留下記錄。同樣，害怕懲罰的兒童可能不會告訴醫生非法使用藥物的情況。
蘭尼指出，有關非致命槍傷的國家數據“極其不可靠”，但許多幸存者面臨長期殘疾。
奧隆德·麥克萊恩 (Oronde McClain)幼時遭遇槍擊，至今身體仍有部分癱瘓。他表示，遭遇過槍支事件的人們很難過上正常的生活。他強調，槍支暴力的幸存者是美國槍支暴力“流行病”中被遺忘的受害者，許多幸存者都感到被拋棄了。“死者會得到葬禮和氣球。幸存者什么也得不到。”
該研究的作者之一的查納·薩克斯博士（Dr. Chana Sacks）稱，“槍擊后發生的事情往往不會被談論”。他認為，從槍傷中幸存下來的兒童和青少年“更像是終身病人”。
幸存者的社區、家庭受創
2020年，槍擊是美國兒童和青少年死亡的首要原因。無論是否致命，傷口都會在社區和醫療保健系統中產生影響。幸存者飽受煎熬的同時，他們的家庭成員也被槍支暴力的陰影籠罩著。
每次發生大規模槍擊事件，美國人都會用死亡人數這個嚴峻的指標來衡量該事件的破壞性。 但最新分析顯示，槍支暴力所造成的損害對幸存者和家庭都產生了負面影響，導致其精神健康方面的疾病激增，并將巨大的負擔轉移給醫療保健系統。
研究人員將幸存者父母和兄弟姐妹的健康保險索賠與未遭受槍傷的孩子的家庭成員進行了比較。與對照組相比，幸存者母親患精神疾病的概率增加了30%，父親患精神疾病的概率增加了31%。而他們的兄弟姐妹可能在以一種不健康且不易被察覺的方式應對精神危機。研究者強調，幸存者的整個家庭都在經歷槍支暴力后的創傷，但他們卻難以得到及時的心理治療。
研究人員認為，政策制定者應及時向槍支暴力的幸存者及其家人提供心理健康資源。
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槍支暴力解決方案中心（Johns Hopkins Center for Gun Violence Solutions）的教員、兒科醫生凱瑟琳·霍普斯博士（Dr. Katherine Hoops）表示，槍支暴力的創傷對于幸存者自身及其整個家庭而言永遠都不會消失。
費城賓夕法尼亞長老會醫療中心賓夕法尼亞創傷暴力康復項目（Penn Trauma Violence Recovery Program at Penn Presbyterian Medical Center）的創傷外科醫生和醫學主任埃利諾·考夫曼博士（Dr. Elinore Kaufman）說，凡是經歷過槍支暴力的家庭，無論是幸存者還是他們的家人又或是遇難者親屬，都會毫不猶豫地告訴人們，他們因槍支暴力所遭受的長期的身體、情感、精神上的折磨和經濟上的損失。
對于孩子因槍支暴力而亡的家庭，其幸存家庭成員患精神疾病的概率更是急劇增加，他們服用更多精神藥物并更多地去看心理健康專業人員。死者去世的一年后，其父親接受精神疾病治療的次數增加了5.3倍；母親增加了3.6倍；兄弟姐妹則增加了2.3倍。
薩克斯博士強調，槍支暴力的“連鎖反應”很重要，因為這些傷害往往集中在特定社區，通常是有色人種社區，那里的許多年輕人都認識槍支暴力的死者和幸存者。“我們不能將其視為一個以子彈射入然后進行緊急手術護理開始和結束的問題”，“出院只是這個家庭（悲哀）旅程的開始”。
幸存者經濟受創
與此同時，該研究也表明，醫療費用隨著槍傷的嚴重程度而上升。與對照組相比，每個兒童和青少年幸存者的醫療保健支出平均每月增加2907美元。
在去年《美國醫學會雜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上發表的一篇論文中，哈佛醫學院副教授、該研究的合著者宋子銳博士（Dr. Zirui Song 音譯）計算出，每年因槍傷造成的工資損失和醫療支出為5570億美元，占美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2.6%。 他說，這項新研究首次關注非致命槍傷的成本。
文章也強調，該研究存在局限性，例如索賠數據僅來自并非所有幸存者參保的商業健康保險。
考夫曼博士強調，由于“美國的結構性種族主義和被剝奪的公民權”，槍支暴力主要集中在資源匱乏的人群和有色人種中，“因此這項研究尚且無法代表最脆弱的人群”。
密歇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卡特稱，“如果我們能預防槍支暴力，那么我們就可以避免隨之而來的身體、心理、經濟上的巨大損失”。
（編譯：王曄 編輯：高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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