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美印等國近期對標“一帶一路”倡議，宣布將建設“印度-中東-歐洲經濟走廊”。但其落實存在諸多不確定性，包括美國政治選舉對項目的延續性形成挑戰，美國經濟情況無法支撐項目落實成本，以及難以調動項目內其他成員國。諸如IMEC之類的以美國主導的合作框架，本質上是為美國鞏固自身“全球領導力”、限制中國服務的，無法真正惠及沿線國家，這也決定了它們往往難以持續。

9月9日，美國、印度、沙特阿拉伯、歐盟等在二十國集團（G20）峰會上簽署諒解備忘錄，宣布將建設“印度-中東-歐洲經濟走廊”（IMEC）。部分美西方媒體把它稱為“現代香料之路”，并將其視作與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相競爭的戰略布局。但從現有披露信息來看，無論是資源還是國家間協調，IMEC成形仍具有較大不確定性，這些不確定性的根源在于美國以自身為中心的發展合作模式。

美國從不掩飾其經濟發展倡議背后的反華色彩。就在8月，拜登在演講中將“一帶一路”稱為“收緊的債務陷阱”。從中國的角度來看，在全球性危機頻發、多個區域基礎設施建設薄弱、經濟結構脆弱的當下，美國在國際領域的切實投入有助于減少環境赤字，調動印度等國參與全球治理。如果IMEC付諸行動而非空談，對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積極意義。

當前美、印等國推動IMEC具有幾大優勢。第一，美歐等傳統強國在中東等地有一定的政治合作基礎和制度積累。第二，美國在高科技領域擁有技術優勢和吸引力。第三，IMEC吸引了印度、沙特等戰略地位重要、有意向擴大國際影響力的區域強國加入。美國及其盟伴可能利用上述優勢推廣所謂的“高標準”，激化中美發展領域競爭。

但與此同時，IMEC也面臨幾方面的不確定性。

第一，美國選舉政治對IMEC的連續性形成挑戰。即將到來的2024年總統大選存在較大不確定性，現任總統拜登并未對特朗普、德桑蒂斯等潛在競爭對手形成明顯優勢。高舉貿易保護主義大旗的特朗普在2017年 上任初期就宣布退出跨太平洋合作伙伴（TPP），隨后對國際發展類多邊機制態度也比較消極，例如多次缺席東盟峰會。即使特朗普未能參加大選，一旦持類似右翼民粹主義立場的總統競選人上臺，IMEC的合作框架可能產生較大變數。

第二，IMEC的高成本可能影響其落實。備忘錄和美方輿論宣傳中并未提及IMEF的實際成本。當前美國政府債務突破32萬億美元，其中一年之內到期的債務超過7萬億美元，今年10月1日還存在政府關閉風險。債務壓力限制了對美國政府在發展領域的支出。此外，美國在烏克蘭等其他議題上的財政開支也將對IMEC相關基建項目形成限制。

再者，拜登政府的IMEC規劃包括不少清潔能源等帶有民主黨色彩的項目，而當前共和黨掌握預算制定權，兩黨斗爭對美國海外開發計劃形成限制。理論上美國可依賴印度等盟國分擔開支，但該走廊對于印度海外貿易的便利化作用不明顯，可能導致印度積極性不高；而沙特等國的經濟收益則依賴阿拉伯國家和以色列的互聯互通，實現難度較大。因此，一旦各國開始落實基建項目，相當一部分成本很可能仍需要美國承擔，這對拜登政府而言是難以完成的任務。

第三，美國難以調動其他IMEC成員。首先，拜登政府擅長“小多邊”治理合作，但在主導大范圍國際框架時往往難以取得實質進展。以“印太經濟框架”（IPEF）為例，盡管IPEF談判推進較快，但其談判卻不涉及美國市場開放等重點合作領域，因此實質效果并不顯著。未來的IMEC可能也面臨類似的談判困境，美國必須在談判進展和實質成果之間取舍。其次，IMEC高度依賴一些關鍵樞紐國家的協同配合，尤其是以色列、中東阿拉伯國家、印度等政治文化和利益訴求各異的國家相互配合，這對作為框架領導者的美國來說是一項艱巨的任務。最后，IMEC對于一些沿線非成員國，例如伊朗的政策差異較大，這將對基建項目落實，以及IMEC向周邊輻射形成阻礙。

究其根本，諸如IMEC的框架是為美國推廣其“高標準”、鞏固其“全球領導力”服務的，一方面是對中國等框架外國家的限制，另一方面也是對框架內其他成員的規化和綁架。這與其他成員，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利益訴求存在明顯差異，甚至會對其主權造成損害。此外，以美國為中心的框架容易受到美國政治影響，導致美國主導的經濟合作往往難以持續。

綜上所述，IMEC的成敗關鍵在于美國。為了落實IMEC，美國一方面需要實際投入，一方面也需要廣泛的國際參與和支持。這就要求美國放下美國中心主義和大國對抗思維，真正倡導開放、包容、多元的國際發展合作。如果美國停留在與“一帶一路”對抗的思維窠臼中，該框架就難以落實，也無法真正惠及沿線國家。如果美國能夠切實尊重IMEC沿線國家、乃至世界各國的利益訴求，那么IMEC與“一帶一路”也將在良性競爭中互促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