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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大國政策轉向、地緣競爭加劇等因素影響，世界貿易治理體系正加速轉型。作為多邊貿易體系的核心機構，世界貿易組織 (WTO) 近年來面臨系統性危機，陷入機制癱瘓與談判停滯。部分發達國家對多邊機制的信任度下降，成員分歧加劇，轉而依賴區域或單邊工具。其以單方面利益為導向，無視國際規則與多邊合作機制，通過關稅壁壘、技術封鎖、長臂管轄等手段強行重塑全球秩序的行為呈現常態化趨勢。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則通過金磚擴容、南南合作等議程推動多邊機制改革，試圖打破發達國家主導的規則體系，但在農業補貼、技術轉移等議題上仍難以撼動發達國家的主導權。

與此同時，區域貿易協定將更多地承擔起推動經濟全球化的職責。近年來，在多哈回合談判停滯不前并最終被放棄、上訴機構停擺等情況下，WTO成員越來越重視區域貿易協定的談判和實施。WTO統計數據顯示，2001年之前區域貿易協定的數量僅為83個，但到2023年升至366個，增加了283個。

區域貿易協定的興起也帶來顯著的排他性和地緣政治化趨勢。一方面，許多區域貿易協定在制定規則時，強調成員國之間的獨特價值觀和政治目標，這種排他性特征使全球貿易市場逐漸碎片化。區域貿易協定的陣營化趨勢愈加明顯，許多協定的成員以共同的地理、經濟和政治利益為基礎，形成相對封閉的貿易圈。另一方面，不同區域之間的規則差異和排他性要求，使全球市場難以保持統一性和連貫性，從而削弱了WTO的非歧視原則。區域貿易協定之間的規則差異也加劇了國際貿易的復雜性，導致全球規則碎片化。

當前世界貿易治理體系正朝著高標準化方向深度轉型。一是規則從“邊境間”向“邊境后”延伸。傳統國際經貿規則主要聚焦于關稅削減、市場準入等“邊境間”措施，而高標準規則的核心轉變在于將議題延伸至國內規制領域，覆蓋知識產權保護、環境標準、勞工權益、數據流動、國有企業改革等“邊境后”措施。

二是議題從經濟范疇擴展至非經濟范疇。高標準自由貿易協定中除了考慮市場準入、投資保護、貿易便利化等傳統經濟規則之外，還考慮環境、勞工、反腐敗等非經濟議題，主張構建商品和要素順暢流動的制度環境和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例如，在勞工領域，《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 (CPTPP) 強制成員國立法保障國際勞工組織的核心條款，如禁止強迫勞動、保障集體談判權等，并通過“快速反應機制”授權成員對違反勞工標準的企業暫停關稅優惠。

在世界貿易治理體系轉型中，中國始終秉持“完善全球貿易治理，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的總體理念，為維護多邊貿易體系提供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自2001年12月11日正式加入WTO的20多年來，中國積極參與多邊貿易體系，發揮建設性作用，成為多哈回合談判的有力推動者，為世界貿易治理體系朝著公平合理的方向改革作出重大貢獻。

首先，中國大力推動區域貿易網絡建設。一是積極簽署自由貿易協定。截至2025年1月，中國已與30個國家和地區簽署23個自貿協定，覆蓋貿易額占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的1/3左右。中國還簽署了全球經貿規模最大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二是積極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中國積極申請加入《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CPTPP等機制，在數字貿易、綠色經濟等新興領域推動規則創新。為適應這些規則，中國已在自貿試驗區先行試點CPTPP規則，并在跨境數據流動、知識產權保護等領域建立銜接機制。

其次，中國積極推動中美雙邊談判。在全球貿易治理體系深刻變革的背景下，中美作為世界前兩大經濟體，其雙邊談判將極大影響世界貿易治理體系轉型。近年來，由美國挑起的對華貿易摩擦加劇，給全球貿易體系帶來不確定性，嚴重制約了全球經濟復蘇和國際貿易發展。中國堅持基于“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的原則，推動中美關系健康穩定發展。中國強調，全球貿易應堅持多邊主義，反對任何形式的單邊主義與保護主義。通過中美雙邊談判，中國致力于解決貿易不平衡、技術轉讓、知識產權保護等問題，同時推動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貿易規則，確保全球貿易環境的開放和包容。

再次，中國積極促進貿易與發展的良性互動。促進發展是全球貿易治理的宗旨，但在實踐中長期被忽視。近年來，中國創新世界貿易治理體系理念，致力于促進貿易與發展良性互動。一是提出全球發展倡議，倡導發展優先，引領推動構建國際發展合作的新格局。二是積極在WTO框架下推動南南合作，將貿易暢通作為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的重要內容。同時，中國作為最大的“全球南方”國家，堅持把發展置于國際議程中心位置，促進“全球南方”合作機制高質量發展。三是擴大對最不發達國家單邊開放。2024年12月1日起，中國給予所有同中國建交的最不發達國家100%稅目產品零關稅待遇，以貿易促發展，共享發展新機遇。

本文英文版發表在中國日報國際版，英文版標題為 "Giving direction to global trade govern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