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美國支持的阿富汗政府垮臺后，絕望的阿富汗人爭相離開喀布爾的恐怖場景，折射出世界歷史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美國與世界漸行漸遠 。然而，美國時代實際上早已終結。 美國衰弱的長期根源是國內因素而不是國際因素。美國在多年內仍將是一個大國，但影響力究竟有多大，取決于解決國內問題的能力，而不是外交政策。

從1989年柏林墻倒塌到2007-2009年金融危機，美國霸權的巔峰期持續了不到20年。這期間，美國在軍事、經濟、政治和文化等諸多領域占據主導地位。美國的最巔峰時期是2003年入侵伊拉克，當時它不僅想要重建阿富汗（2001年入侵）和伊拉克，還希望重塑整個中東地區。

美國過高估計了軍事力量對政治產生根本性變化的作用，也過低估計了其自由市場經濟模式對全球金融的影響。 2008年前后，美軍深陷兩場平亂戰爭，而國際金融危機又加劇了美國主導的全球化所帶來的嚴重失衡。

這個暑期的單極化程度在歷史上比較罕見，而此后，中國、俄羅斯、印度、歐洲等地區力量不斷增強，世界恢復到更為正常的多極化狀態。阿富汗對地緣政治的影響力并不大。1975年，美國從越南撤軍就是一次屈辱性失敗，但很快在十多年后迅速恢復了主導地位。美國的經濟與文化優勢仍然是許多國家無法比擬的。

相較于美國的國際地位，更大挑戰來自美國國內。 美國社會兩極分化嚴重，幾乎在任何問題上都難以達成共識。 這種兩極分化始于稅收和墮胎等傳統政策分歧，此后，這些問題又演變成激烈的文化認同斗爭。那些自認為被精英階層邊緣化的社會群體要求得到承認，我在30年前就認為這是現代民主的致命弱點。通常情況下，像全球新冠疫情這樣的巨大外部威脅理應是公民團結一致共同應對的機會，相反，新冠疫情卻加深了美國的分裂，社交距離、佩戴口罩以及接種疫苗都被看作政治手段而非公共衛生措施。

這種分化從體育運動蔓延到各黨派支持的消費品牌，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在民權運動發生以來，美國一直以身為多民族民主國家為傲，而這一身份認同感已被美國建國史的爭論所取代——美國究竟成立于1776年還是1619年？也就是說，美國是建立在奴隸制基礎之上還是為自由而戰上？這一國家認同的分裂甚至延伸到2020年11月的美國大選，雙方各持己見，一方認為這次選舉是美國歷史上最公平的選舉之一，一方認為存在大量舞弊行為。

從冷戰到本世紀初，美國精英階層一致認為，要在世界政治中保持領導地位。美國窮兵黷武入侵伊拉克、阿富汗，無休無止的戰爭讓很多美國人不僅對中東這樣的老大難地區不滿，對頻繁干涉世界各國內政也感到不滿。

美國國內的兩極分化局面直接影響了美國的對外政策。奧巴馬執政期間，共和黨采取鷹派立場，要修正民主黨對俄羅斯“重建”的政策，并指責民主黨人對普京的看法太過天真。前總統特朗普又通過公開與普京交好反轉立場。如今約一半共和黨人認為，民主黨對美國現狀的威脅要大于俄羅斯。保守派電視新聞主播塔克·卡爾森曾前往布達佩斯，祝維克多·奧爾班當選匈牙利總理；右派反左派的慣用口號“擁有自由”，這比捍衛民主價值觀更為重要。

在中國問題上，美國精英階層共識更為明顯。然而，這些共識也沒能緩解美國的兩極分化。若中國收復臺灣，那臺灣將成為美國外交面臨的更大挑戰。美國是否愿意為了臺灣獨立而犧牲自己的國民？又或者說，如果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美國是否愿意冒著與俄羅斯交戰的風險？這些問題都很嚴肅，無法輕易回復，但若就美國國家利益展開辯論，辯論的重點也會轉為國家利益如何影響黨派之爭。

美國國內兩極分化的狀況損害了其國際影響力，而所帶來危害在未來遠不止于此。國際影響力取決于“軟實力”，即美國政府和社會對世界人民的吸引力。這種吸引力大大減弱了：很難說美國的民主體制近年來運行良好，也很難說其余國家應模仿美國的黨派部落化和機能失調的狀況。民主制度成熟的標志是有能力在大選后和平轉移權力，而在1月6日，美國并沒有做到，令人咂舌。

當選7個月以來，拜登政府最大的決策失誤是沒能對在阿富汗的潰敗作好充分的應對計劃。從阿富汗撤軍并不體面，也不能稱之為明智，可能多年后才能證明這一決定是否正確。拜登表示，為了集中精力應對中俄帶來的更大挑戰，有必要從阿富汗撤軍。奧巴馬任職期間致力于鎮壓中東地區的反叛活動，就未能將外交重心轉向亞洲。美國本屆政府需要重新部署資源以及決策者在其他地方的關注，方能對抗地緣政治對手并與盟國團結合作。

美國不可能重掌之前的霸權地位，也不該有這個奢望。 美國應與盟國合作，維持世界民主秩序。至于能否做到這一點，并不取決于美國在喀布爾的一時的行動，而取決于能否在國內恢復民族認同感并樹立共同目標。

（編譯：高瑾 編輯：王旭泉 富文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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