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國在國內面臨經濟轉型壓力，在國際上面臨國際秩序轉型壓力，需要在內外兩個方面進行調整。在對外方面，中國要從高調轉向低調，從做大走向做實。在對內方面，中國要深化改革開放，積極主動地適應新的環境。
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下行趨勢已很清晰。這既是事實，也是經濟發展的邏輯結果，主要是因為以下原因：一是中國勞動力紅利不再。2012年前后是中國勞動力拐點。中國的勞動力供給出現凈減少，養老等方面的壓力上升。這導致制造業、尤其是傳統低端制造業的勞動力供給不足。二是中國經濟發展推高了勞動力成本。中國的工人平均工資，已經高于亞洲大多數國家，是南亞和東南亞部分國家的3-4倍左右。三是國際經濟環境不良。自從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后，世界經濟就面臨很多問題。進入2018年以后，美國又挑起了貿易摩擦。這些都導致中國國內制造業的運營壓力進一步增大。
總體來看，中國經濟面臨的問題，主要是由自己的經濟發展所導致的。在經濟低水平狀態下，高速增長是一種通常狀態，修路修橋就可以推動經濟快速發展。發達國家也經歷過這一階段。但是當經濟發展滿足了基本需求以后，增長速度就會下降。 目前，中國經濟就處于基本需求得到滿足的初級階段，經濟發展從由投資和出口拉動的追趕型經濟向以提高生產率為目標的創新型經濟轉型的階段。
中國經濟轉型以及中國面臨的轉型壓力，早就開始了，并不是一個新事物，具有歷史共性。但中國面臨的挑戰也有獨特性：我們必須迅速完成轉型，時間窗口有限。要平衡地、成功地完成經濟轉型，中國需要在深化改革、對外開放和自力更生三個方面下功夫：
一是，中國要深化改革。目前，中國很多傳統產業的動能還沒有被充分釋放與利用。一方面，中國要打破生產資源在地域、體制和身份等方面的界線，實現同工同酬等最基本的社會標準，以更加充分地促進市場競爭、提高效率。另一方面，中國要打破企業身份界線。不管這些企業是國營還是民營，是本國企業還是外資企業，只要遵守法律、符合中國國家利益，都是好的企業，都是中國的企業。尤其是在金融領域，要實現不同身份企業的機會平等。這既可以促進國有企業提高效率，也可以幫助民營企業解決資金需求。
二是，改革推手本身也要“開放”。過去，改革的目標是實現工業化，上下需求基本一致，可以統籌安排。但是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社會經濟結構日益多元多樣，對改革的需求也有很大差異，改革的方向和方式都更加復雜。“改革”本身，也要“開放”。在一些領域要繼續簡政放權，如在經濟、金融等領域；在另外一些領域卻要增加政府干預與領導，如在教育、醫療等領域。這就需要一個多元、多樣的改革格局，需要一個在不同領域、不同地區有較大差異的更加自主、積極的改革模式。
三是，要更加強調自力更生。過去幾十年中國經濟的發展，主要是學來的，是拿來主義。但是現在，通過簡單的學習和模仿所能得到的發展空間日益有限，通過出口帶動增長的潛力越來越小，中國要更多地從本國要空間、要技術。要想實現自力更生，不是要回到過去的關起門來自搞一套，而是要在充分的國際競爭中加強自主創新，掌握核心生產力。要實現這一轉換，我們要在很多領域進一步調整，要通過機制建設和收入分配體系調整來保障、推進自主創新。一方面，我們要實現國家治理的法治化和機制化，把黨對國家的領導內化到法治和機制層面，增強政策可預期性，在制度層面保障企業、個人自主創新的成果及其收益。另一方面，中國要調整分配體系，讓一線教育、生產、科研和管理人員獲得更大利益，促進并保護知識創新及其相應權益，維護產權關系。
只有通過深化改革開放，讓自己變得更加具有創新力、包容力、凝聚力和吸引力，中國才能在一個動蕩時代，掌握自己的命運，走向更加美好的未來。
（張家棟，復旦大學一帶一路戰略與安全研究所所長、教授，中國論壇網特約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