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981年，龍安志(Laurence Brahm)以大學交換生的身份第一次從美國來到中國，此后近40年的時間里他一直在中國生活和工作，他是律師、作家，同時也是喜馬拉雅共識機構創始人和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高級國際研究員。他講述了他自己的故事，以及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發展歷程。
自2018年5月24日起，中國日報網每周四刊發一篇連載文章，講述龍安志眼中過去40年中國發生的巨變，敬請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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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作者與時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在北京釣魚臺國賓館探討金融政策。[圖片由作者提供] |
如果不能加入俱樂部，就創建自己的俱樂部
1997年，對沖基金狙擊亞洲，“亞洲四小虎”本已搖搖欲墜的市場很快崩潰。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指示下，許多經濟體被迫貶低本國貨幣匯率、取消價格和資本管控。
然而，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事實證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藥方”并非穩定地區經濟的靈丹妙藥，而是會造成反效果。那些遵循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指示的國家，比如泰國和印度尼西亞，等來的卻是貨幣大幅貶值、資本外流加劇、經濟崩潰以及社會動蕩。極端經濟狀況之下，地方恐怖主義勢力抬頭。
中國沒有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開出的“藥方”。朱镕基總理拒絕讓人民幣貶值。中國的外匯儲備飆升，在那時一躍成為全球外匯儲備第二大國。中國堅持走自己的路，不僅有驚無險地度過亞洲金融危機，而且變得比以前更加強大。
其他選擇跟隨中國腳步的國家，比如馬來西亞，也如鳳凰涅磐一般度過危機獲得重生。經此一役，人們認識到學術推導出來的模型和理論往往不起作用，當被適用國家的條件與理論假設前提不同時，更是如此。
同一時期，美國克林頓政府廢除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該法案也稱作《1933年銀行法》，將投資銀行業務與商業銀行業務嚴格劃分開來。從法案廢除的那一刻起，“市場原教旨主義”獲得解放。交易債務杠桿工具的資本市場成為創造財富的源泉。十年后的2008年，次貸危機爆發，美國吞下了自釀的苦酒。很快，這場危機演變成為全球性的金融風暴。
為應對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亞洲國家回顧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慘痛經歷，大家共同決定要采取不同以往的舉措。十年前，中國不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勸阻，咬緊牙關保持人民幣堅挺的策略被實踐證明是正確的。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中國挺身而出，以領導人的姿態呼吁東盟（ASEAN）成員國以及韓國和日本團結起來。隨后，中日韓與東盟成員國財長在泰國清邁共同簽署了建立區域性貨幣互換網絡的協議，即《清邁協議》。協議簽署國最初籌集了1200億美元進行貨幣互換安排，2010年3月21日成立了一個共同管理的貨幣穩定基金，基金規模后來增長至2400億美元。這被視作亞洲國家的首次獨立回應，提供了一個可替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系統性方案。
隨著中國的境外投資增加，中國逐漸擁有轉變經濟聯盟的全球影響力。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前后，中國的境外投資主要流向發展中國家和歐洲。
此后，中國尋求漸進式地推進人民幣全球化，從而在全球經濟復蘇過程擔負起更多責任。中國開始四處游說，推動人民幣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創設的特別提款權（SDR）一籃子儲備貨幣。
但中方的努力遭到來自華盛頓的阻撓，美國不希望看到中國的全球影響力日益增大。2010年，中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所繳份額排名從第六位上升至第三位。但是，2010年11月4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執行董事會只同意將中國的投票權從4%提升到6.39%。這敲響了一記警鐘。
在那之前，中國原以為貨幣地位可以使其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政策擁有平等的影響力。過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這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全球金融混亂以及欠發達國家的周期性貧困。中國和印度意識到只有通過投票權對該機構施加影響，這些政策才可能從不接地氣轉向更加務實。
同時，人們也越來越認識到這些機構在后殖民時代的本質，即有力地維持前殖民國家對發展中國家或欠發達國家的優勢，而這種國家間的發展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殖民時代形成。
幾十年來，全球南方國家一直被西方媒體和國際機構洗腦，他們被告知要努力奮斗、爭取某一天加入精英富裕國家俱樂部，因此他們必須要做正確的事情，才可能獲得成員資格。但最終，他們意識到加入俱樂部的申請可能永遠不會獲批。
這意味著，如果全球南方國家想要實現真正的發展，他們必須依靠自己的力量打破布雷頓森林時代的“世界新秩序”。而這又意味著創建自己的俱樂部，一個他們自己的更新的全球秩序。
(編譯: 諶融)
